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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译界对翻译平批评主体的认识

作者:杭州驾照翻译 日期:2012-09-13 10:04:03 点击:2422次

对于什么样的人才能从事翻译批评,即翻译批评者应当具有哪些独特的素质这一问题,我国译界向来是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。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,在我国,早对翻译批评者的素质提出要求的当数成仿吾。针对当时翻译界讨论翻译问题时党同伐异、攻击谩骂的现实,他在学者的态度一文中,开宗明义地提出翻译批评者要谨守四个“要知道”、三个“不要忘记”和三个“不可有”。
 
这也是中国文化界首次对翻译批评自身的关注,对今天的翻译批评者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,此外,陈西涝、鲁迅和陈康则更明确提出了翻译批评者应具备的素养。陈西没在其著名的《论翻译》一文中指出,“译书的主因尽管是‘为着不懂外国文的先生’,译书的批评鉴赏者还应当是‘懂得外国文的先生’;而且不仅仅是懂得外国文的先生,还得是外国文的学者”。鲁迅在《再论重译》一文中谈到翻译批评时说:“在工作上,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,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功力,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。”而且,如果遇到参酌各种译本而成的译本,批评就更为难了,“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”。而陈康则在《论信达雅与哲·学著作翻译》一文中提出,译文的评判者只能是译文的“理想读者气即具备与所译材料相关的专业知识的读者,这些论述对客观、公正、积极地开展翻译批评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但是,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,一切文艺批评几乎无不打上了政治批判的烙印,翻译批评也不能例外。因此,这些从专业和学术角度对翻译批评者提出的要求,并没有引起译界和批评者的普遍共鸣。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,直至新中国成立,我国的翻译批评尽管经历了许多高潮和低谷的起伏跌宕,可它对自身的审视却严重不足,以至于批评常常陷入要么混乱无序,要么“鸦雀无声”的状态。
 
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翻译实践的繁荣,各种问题(如选择不精,辨别不明,态度不严肃,工作不认真。陈福康,1992;362)也日益突出,迫使译界人士对翻译批评进行认真的思考,其中董秋斯、焦菊隐和赵少侯分别发表了《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》、《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》、《论翻译批评》和《我对翻译批评的意见》的文章,对翻译批评的标准、原则、方法等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讨论,但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资格问题均未涉及。从“四清”运动开始直至“文革”结束,中国文化界正常的翻译批评几乎没有,即便是有些零星的批评,也为政治斗争的目的所左右,成为名副其实的批判,批评者往往井不从译文的艺术价值着眼,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,口诛笔伐,帽子漫天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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